郭纲琳（1910—1937），句容人，化名刘英、张英、郭英，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无锡团中心县委书记、上海闸北区团委书记。著名革命 烈士。在南京雨花台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仅 27 岁。被誉为“永 是勇士”的巾帼英烈。

一

清宣统二年正月初二（1910年2月11日），郭纲琳出生在句容郭家大院，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她的祖父郭业庸靠经商起家，是句容城里的富商。

郭纲琳的父亲郭定棠，排行老二，18岁就独自经营管理天王寺的“祥和”分号，常住天王镇。

郭纲琳自5岁起就跟随祖父母生活，在一辈叔伯姐妹中，排行第四，故家人都叫她四姑娘、四丫头。小姐妹们叫她四姊。

小时候，郭纲琳不仅热情豪爽、活泼开朗，更懂得事理。她常常给小姐妹们讲故事，讲女娲补天、木兰从军、牛郎织女、嫦娥奔月，讲地方掌故。

有一次，郭纲琳带小姐妹到南门外去玩，在池塘边的一座小石桥上，郭纲琳叫大家低头向下看，只见水里有一个长长的宝塔影子，大家都迷惑不解，为什么城北大宝塔在相距二里之遥的城南也看得见它的影子？于是，郭纲琳讲起了张邋遢，说很早很早以前，大宝塔的影子把句容城遮了一半，人们整日生活在阴暗里，唉声叹气，身体也渐渐虚弱了。有一个叫张邋遢的道士，目睹这种情况，就用神力把宝塔影子从北门搬到了南门外。句容的百姓都感 激这个为他们赢得光明的好人，但他却不等酬谢就独自去远方云游了，连真实姓名也不愿留下。小姐妹们一个个听得入了神，禁不住天真地问道：“这个道士真好，为什么现在不来了？”郭纲琳告诉她们说：“世界上根本没有 神和仙，这个故事只是告诉我们，做人要做正直的人，要多为别人做好事。”

街坊中有两个男孩子常常欺侮、甚至打骂邻家的女孩子，但只要听到郭 纲琳一声呼喝，就会吓得掉头就跑。

郭纲琳先后在句容县立女子小学、无锡竟志女子中学、句容县立初级中学就读。在学校，许多同学都得到过她在衣食上的帮助，甚至家境贫寒的同学的学费，也由她来代交。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青年和妇女在新思潮的冲击下逐渐觉醒，开始关心国家大事，追求新的生活。郭纲琳在这种新形势面前，非常活跃。她大量地阅读《新潮》《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四处打听国共合作举行北伐的消息，追随着时代的步伐。

1926年在句容县立初级中学就读，她听国文教师李少仙讲革命道理，抗议校方无理决定。

1927年北伐军第十七军路过句容，县城热闹非凡。郭纲琳也大胆地走上街头，带领同学们高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革命成功，齐奋斗”的歌曲。北伐军政治指导员上官芬以国民党名义接管句容“县政”，发动“反土豪”的斗争。斗争中，郭纲琳挺起胸膛，带领群众高呼口号。在北伐军到来的第二天傍晚，郭纲琳兴致勃勃地跑回家，悄悄地召集家中姐妹，动员大家剪辫子：“来，革这条辫子的命，你们敢不敢？”说着，拿起剪刀先把自己的辫子剪掉了。其他姐妹都很惊异，郭纲琳便仔细地说明剪辫子的意义。郭纲琳在姐妹们中威信很高，大家也就听了她的话，五六个姐妹一起剪掉了辫子。正在这时，大厅上喊开饭了，姐妹们都紧张起来，谁都不敢出去，有一个春香丫头竟急得都要哭出来了。郭纲琳不慌不忙地说：“不要紧，你们跟在我后面走。”到了饭厅，祖父发现这些丫头都没有了辫子，很生气，沉下脸“哼”了一声，说：“男不男，女不女，成何体统。”说着，脸又朝着郭纲琳说：“这准是四丫头的主意。”这时姐妹们一动也不敢动，只顾低着头吃饭。郭纲琳调皮地朝爷爷笑了笑，随手又搛了一块红烧肉朝爷爷碟子里一放。爷爷又好气又好笑地看了郭纲琳一眼，再也没有说什么。

郭纲琳在平时常常鼓励姐妹们做新时代的女性，她自己不缠足，还向亲友们宣传缠足的害处，甚至动员本来已经缠足的姐妹放了足。中学里组织演出文明戏，郭纲琳有高高的身材，说话声音响亮，走起路来也毫不忸怩，很有一种近似男孩的气质，因此，学校里演剧时大都由她扮演男角色。有一次 演完戏以后，她干脆连衣服也不换，穿着男装大模大样地回家来了。一路上，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现在风气坏了，男女也不分了！”“没有家教！”祖父见了这身打扮，更是大发雷霆，厉声吼道：“郭家的门风都给你败坏了！”可是，郭纲琳却并不放在心上，还特意穿着这身男装，为姐妹们表演了一段《亲家母》。小姐妹们一面拍手，一面大声喝彩。

二哥郭纲信又丑又笨，却娶了聪明美丽的姑娘戴国琴。当时这位二嫂只有十五岁，结婚以后，她在背地里不知抹过多少次眼泪。郭纲琳特别怜惜她，常抽空教二嫂认字读书，讲些妇女应该争取解放、获得独立人格的道理，启发她做新的女性。她还主演了话剧《炸弹》，宣传婚姻自主，向封建礼教开火。有一次，家里请摄影师到家里照相，郭纲琳特地借了一套男装和一套女装，让二嫂穿女装坐在椅子上，郭纲琳自己头戴礼帽、身穿男装，脚蹬长统皮靴，依偎在二嫂旁，爽朗地笑着，大声问：“你们看！像不像真正的一对？” 大家笑得前俯后仰，连话也说不完整。经过郭纲琳不断的努力，二嫂心情逐步开朗起来，并开始设法结束这场婚姻悲剧。此后不久，二嫂到上海纱厂做工去了。之后，现实使大家庭不得不同意二嫂和二哥正式办理离婚手续。

二

大革命失败后，句容县立中学校方日趋反动。白话文被禁止了，进步教师李少仙被怀疑是共产党，师生们的进步活动被视为不轨行为。校方以“整饬风化”为名，采取措施阻挠进步师生之间和进步同学之间的一切活动。为抗议校方这种做法，郭纲琳和同学曾公开到李少仙处聚会。1928年5月，校方借故解聘了李少仙。

郭纲琳父亲得知女儿在校“越轨”，十分恼火，常以辍学要挟。于是郭纲琳决心离开家庭，外出求知，寻找出路。1928年暑假，郭纲琳考入南京鼓楼“五卅”公学。在学校，她常读具有革命倾向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创造》杂志。

1929年春，在七叔郭定林帮助下，郭纲琳到了上海，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高中部）。这是一所进步学校，在校内地下党、共青团组织的影响下，郭纲琳积极地探求社会和人生的道路，阅读了《母亲》《毁灭》《士敏士》等大量的苏联作品，被书中的英雄形象深深地打动，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31年秋进入大学部，加入中国左翼文学研究会，积极探求革命真理。

正在这个时候，震惊中外的“九 • 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九月二十四日，上海三万五千多码头工人罢工，十万多学生罢课。郭纲琳积极投入了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了尽快组织中国公学的抗日救国会，郭纲琳带头冲进校长室，当面质问反动副校长潘公展：为什么不抗日？为什么不让成立抗日救国会？她又毅然猛敲校钟，集合同学召开大会并登台演讲，痛斥反动政府将祖国锦绣河山奉送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号召同学们不要当亡国奴，要坚决抗日，收回失地。

九 • 一八事变后，郭纲琳连续三次参加上海学生到南京进行请愿示威的斗争。与各地大学生一起，大声疾呼，要求政府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1年12月，为声援北京大学同学在南京的示威斗争，上海学生第三次来到南京，与广州、天津、北平等地3万多学生汇合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联合示威。游行队伍经过外交部、中央党部，直奔国民党 政府。一路上，郭纲琳带领同学们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镇压 抗日爱国运动”等口号，嗓子喊哑了也不停息，并同大家一起砸碎了一贯造谣诬蔑爱国运动的《中央日报》社的玻璃橱窗。1931年10月，郭纲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1年后，白区工作遭到极大破坏。上海街头布满了敌人的“眼线”，郭纲琳也常发现有密探跟踪。同志们为她担心，她却说：“口供早就准备好了！怕什么 !”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她代表中国公学爱国学生参加上海学联工作，夜以继日地发动群众，参加战地服务团，支援前线抗战。同年4月，根据党组 织安排，化名郭英，任上海南区团委员，负责妇女工作。在上海美亚绸厂，办工人夜校，带领女工夜晚到大街上书写标语，到电车上撒传单，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她常常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还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着，学习党的文件。她生活极为简朴，夏天只有两件衣服，平日常以几个烧饼来充饥，省下的伙食费，支援其他同志。

1932年冬，郭纲琳与她的老同学、战友李伟（即章全、詹伟烈）结婚，不久一同调至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郭纲琳负责领导工厂支部工作。1933年春，郭纲琳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内部交通，传送党的秘密文件和指示，从未出过差错。一次，她身带重要文件，走进一条弄堂，遇上特务搜查，她立即意 识到要去的地下党机关正遭破坏，便闪进附近居民家，见门内只有两个小孩，便亲切地向孩子问明父母情况，告诉孩子她是“李姑妈”。当特务搜查到这家时，郭纲琳神态自若，特务以为她是孩子的母亲，转身走了。郭纲琳凭着机智终于化险为夷。

同年6月，郭纲琳化名张英，任无锡团中心县委书记，领导无锡、宜兴、江阴、常熟、苏州等五市县共青团工作。她深入群众中开展工作，甚至连老太太也被发动起来了，将抗日宣传品装进“朝山进香”的黄布袋里，散发在沪宁铁路线上。为纪念十月革命16周年，郭纲琳布置了插红旗活动，一夜间将红旗插到无锡县城楼和工厂区的电线杆上，使无锡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为配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郭纲琳刻写、油印和散发传单，鼓动无锡全城黄包车工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

1934年初，郭纲琳调任上海闸北区团委书记。1月12日傍晚，郭纲琳前往海宁路祥麟里1338号亭子间郑子仪家开会，布置绸厂罢工事宜，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

郭纲琳的哥哥郭纲绂当时在上海，那一天傍晚，他一家人正在吃晚饭， 郭纲琳突然上门来了，全家人又惊又喜，当即招呼她坐下一块吃饭。不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郭纲琳才告诉郭纲绂，她目前正在上海的工厂里工作，已改名叫郭英，这次有要事去南京，路上发现有暗探盯梢，想了好多办法也没把“尾巴”甩掉。郭纲琳关照郭纲绂，如果有人盘问，就说她长住在家，现在生病卧床不起。说完，就上床睡下，把蚊帐也放了下来。安排好以后，郭纲绂去打开屋门，有两个人带着几个巡捕一脚踏了进来，自称奉命前来检查户口。这伙人东张西望，打量房间里的每 个角落。当他们看到床上的郭纲琳时，如临大敌，问道：“床上睡着什么人 ?”郭纲绂回答说：“是我妹妹，病了。”捕探们上前掀开帐子，逼问郭纲琳叫什么名字。郭纲琳平静地把自己的化名告诉他们，这帮家伙将信将疑，这时，其中一个人拿出一张照片，看着看着，大叫起来：“就是她，她叫郭纲琳！”话音刚落，蜂拥而上，揪住了郭纲琳。郭纲琳倏地站起身，厉声喝道：“不必动手，我自己会走！”就这样，郭纲琳被带走了。

三

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特别法庭开审的那一天，戒备森严，来旁听的人很多， 其中还有中外记者。审判开始了，法官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不是。”郭纲琳冷静地回答。“为什么不是？”法官又问。“你为什么不是呢？”郭纲 琳机敏地反问。法官说：“我没有共产党的活动而你有。”郭纲琳也严正地问：“我有哪些活动算是共产党的活动？”

当法官指责她犯有“危害民国”、“破坏睦邻”罪行的时候，郭纲琳说：“谁抛弃了东北三千万同胞？谁丧失了东北三省土地？你们说是我，还是你们国民党？谁抢劫了邻国的财产？谁奸淫了邻国的妇女？你们说是我，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反动法官在郭纲琳的凛然正气面前，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得拖出一个叛徒来作证。郭纲琳当即怒斥责：“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你有什么资格来作证？”吓得那叛徒不敢抬头，战战兢兢地说：“是他们硬逼我来的。”

在场的外国记者无不惊叹，他们在报道中写道：“郭英，这位年青的女孩子有一种威严不可侵犯的光芒，……结果弄得不是在审讯犯人，好似犯人 在裁判法庭。”一位英国记者说：“今天我看到了中国最了不起的女性！这个女性比圣母玛利亚还伟大。她面对法官和那个可怜的证人，似乎比我们英国 女皇还有权威！”

公开审讯后不久，国民党当局以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为名，判郭纲琳八年徒刑，于当年5月押往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

郭纲琳被捕后，郭家立即设法营救，国民党也乘机对郭纲琳加以诱惑。开始，郭父先托上海大中华饭店经理戴步祥（句容人，英巡捕房头目出身），后又求律师秦待时，虽破费近千元，结果都因郭纲琳拒绝在国民党拟好的悔过书上签字而作罢。

阴森可怖的囚牢生活，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每天一角伍分的伙食费，经过层层克扣，只好吃烂菜霉米，加上大量的砂子、稗子和秕糠。但郭纲琳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情绪。每次吃饭时，她都要把饭里的砂子、稗子、秕糠等杂质检出来，晾在窗台上，准备用这些来做一个枕头芯。她风趣对难友说：“将来如果能活着出狱，我一定把这个枕头送到革命纪念馆，让我们的同志和后代都知道，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这些人过的是怎样一种非人的生活。每一粒砂子、稗子便是对敌人的一份仇恨。”

郭纲琳在监狱关押期间，嫂嫂翟其英、妹妹郭纲华、同学张录春常去探望。嫂嫂盼她能早日出狱，几次劝她悔过。她说：“我是相信真理的人，我是热爱我们祖国的人……死，我是从来不怕的，人生总是要死一次的，但要死得有意义、有价值。”

当时，郭纲琳的真实身份还没有暴露，但是，她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处处注意帮助同志，她不时地写小条子鼓励难友们，常常把家人送来的食物省下来分送给别人，她对受过重刑和有病的同志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紧要关头，她又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在监狱，郭纲琳参与和组织了三次狱中绝食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支持太平洋赤色职工国际书记牛兰夫妇的斗争，绝食坚持了整整7天，敌人被迫做出让步。牛兰夫妇被送医院治疗，斗争取得一定胜利。

后来，郭纲琳被转移到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这是敌人防守最为严密的囚牢。在这里郭纲琳受尽了折磨，但也丝毫未能动摇郭纲琳的斗争信念。她望着铁窗外蓝天中的飞雁鼓舞着自己也鼓舞着难友们。她说：“雁是很高尚的鸟，它们是合群的，它们也是最有组织纪律的，而且它们是最贞洁的。”有位难友感慨地说：“可惜我们成了失群的孤雁。”郭纲琳坚定地说：“不，我们并不孤单，有成千成万的中国人在希望着我们，有全世界被奴役的兄弟姐妹在希望着我们，我们的党和同志们在继续战斗……”郭纲琳还写了《雁之歌》在狱中传看，以坚定战友们的斗志。她还用铜板精心磨成光亮的“心”形，上刻“永是勇士”，设法送交家人，表达她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贞信念；又在牢房壁上写下血书：“坚持立场，为革命而牺牲！拥护真理，为正义而流血！”一次在带出来的旧衣服中，夹着两个枕套和一条手绢，枕套上分别绣上了英文“为真理而斗争”、“起来” 等字样和昂首展翅的大雁图案，在手绢上，刺有三个五角星和英文的“万岁” 字样。

本来，监狱里看书是受限制的，但当郭纲琳发现狱方并不禁止看外文书籍的时候，就请大嫂想方设法找英华字典、各种英文书刊（包括马列原著），如饥似渴地阅读。

“一二 • 九”运动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呼声四起。当时，郭家想趁这个有利的形势，设法请人保释。

大哥郭纲伦得知如有两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保释即可出狱的消息后，立即请南京文艺联社负责人李宗璜说情保释。李宗璜串联了另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同狱方交涉，狱方的条件是要郭纲琳在出狱后放弃政治主张。郭纲伦写信给妹妹，希望她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郭纲琳在回信中说：“你要我做的，我是不能给你圆满的回答”“我不能屈服在一个无罪而加上有罪的名义下来遵从你。”“你们如果要帮助敌人在精神上枪毙我，我便不是你们的妹妹了。”“我不愿造一点点罪恶在我的生命之中。”

郭纲琳的父亲又请国大代表、国民党中央民训部视察专员巫兰溪劝郭纲琳悔过。巫兰溪以老师身分（在句容县立中学教过书）对郭纲琳说：“你父亲托我来看你，现在不少人都登报悔过出来了，你就出来算了。你将自己的生命和青春自行断送，又有谁能记得你呢？”她断然答道：“你叫我们抗日，可以。要叫我写什么东西，是不行的。”“革命者的青春是美好的，我早已将她献给了伟大的祖国。为了追求我的最崇高理想，我可以献出生命、青春和一切，我并不希望人们记起我、说起我，我只希望他们朝着自由幸福的道路上前进，朝着祖国独立的道路上前进 ! 你们是不可能理解我的心情的，人民却会理解我今天斗争的意义。”

四

1936年9月，郭纲琳和难友们被押到首都反省院（南京燕子矶晓庄附近）。

在反省院，国民党反动派强迫政治犯每天要唱国民党的党歌，上“三民 主义”“马列主义批判”课。郭纲琳带头拒绝敌人的无理要求，并且领着大家高唱《国际歌》。敌人无计可施，只得把郭纲琳关进单人囚禁室。

一天看守所长把郭纲琳叫去说：“这位国民党中央党部游代表找你谈话。”那个游代表说：“只要你决心悔过，即可恢复自由并量才重用。”郭纲琳直截了当地回答道：“我是无过可悔的人。有罪的是你们不是我。至于我个人的生与死我从不考虑。”

“七 • 七事变”以后，中共代表团已经到达南京，敌人利用政治犯与外界长期隔绝的特点，向郭纲琳造谣说：“共产党已经向国民党投降，你一个人还坚持什么？”郭纲琳凭着自己高度的政治嗅觉，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当即予以驳斥：“只有向帝国主义投降的国民党，没有向国民党投降的 共产党。”

软硬兼施均未奏效，郭纲琳被作为重点惩处对象，押回到宪兵司令部看 守所，关进了被称作“等死台”的“甲所十一号”。这是敌人用来关押死刑犯的地方。

郭纲琳知道敌人要对她下毒手了，斗争更为坚决，毫不留情地继续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并对反动法官进行讽刺挖苦。敌人恼羞成怒，对郭纲琳施用了各种最残酷的刑具。在一个多月极端残酷的折磨中郭纲琳全身浮肿。但她仍然宁死不屈，编唱“雨花台、雨花台，红骨都在那里埋！雨花台、雨花台，从此不到人间来。”

1937年7月，敌人将郭纲琳押到南京雨花台刑场。临刑前，敌人问郭纲琳还有什么话说，郭纲琳听后大笑。敌人不解：“快要死了，还高兴什么？”郭纲琳笑答：“你们整整关了我四年，花了你们不少心机，你们什么也没得着，可见你们是失败了……我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我凭了真理，凭了对人民的忠贞，将你们费了不少狗气力想出来的阴谋诡计打得粉碎，可见我是胜利了。胜利者是应当欢喜的，是应当高声大笑的……你们一定会被消灭，中国人民的革命一定要胜利！”

郭纲琳壮烈牺牲于雨花台刑场，牺牲时，年仅 27 岁。

郭纲琳是句容著名的革命烈士，她的事迹陈列在南京雨花台，供后人缅怀。

收集整理 ：王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