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恒通，字天侠，1903年9月7日生于江苏省句容市白兔镇柘溪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巫家世代务农，其父巫希山兼做木匠，母亲农民。巫恒通兄弟三人，兄巫全仁，弟巫恒达，皆在抗战中以身殉国。后人称巫氏三兄弟为“伯仲三杰”。 巫恒通生前曾任新四军新三团团长、苏南行署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句容县长，巫全仁任地方抗日武装中队长，巫恒达任新四军《火线报》编辑。巫氏一门三烈，均在抗日战争中投身革命，保家卫国，相继为国捐躯。2014年，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巫恒通名列其中。2015年，在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巫恒通之子巫健柏参加了有65名著名抗战烈士子女组成的方队。

巫恒通年少时目睹国弱民穷，立志教育救国，因家贫失学，与兄结伴务农，自小养成坚韧不屈的性格。后其父与人为房基之事进行诉讼，饱受封建家族势力的压迫剥削，深感有理难诉之苦，全家人节衣缩食送巫恒通上学。巫恒通入学时已12岁，入学虽晚，但学习刻苦，故成绩优良，倍受师长器重。1919年，巫恒通小学毕业，不幸年仅46虚岁的父亲于当年4月病故，家中拮据，无力升学，经教师解元杰劝说，兄巫全仁（农民）决意节衣缩食，供巫恒通升学深造。巫恒通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考入无锡省立第三师范。自此倍加用功读书，寒暑假在田间劳动，休息时捧书阅览，从不懈怠，砥砺成坚韧不拔之性格。

省立无锡第三师范许多师生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思想比较进步，巫恒通在此也接触到了进步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无锡30余所学校及28个社团纷纷集会，成立无锡各界后援会，巫恒通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被推选为主席，深受各界拥戴。

巫恒通师范毕业后到无锡县立第四小学（梅村小学）任教，不久调任地方教育指导员。此后历任句容县女小校长、南通师范附小教师、句容县督学及泰兴县教育局长等职，他追求真理，热爱祖国，常以古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勉，工作认真，胸怀坦荡，公道正派，以德才兼优闻名苏南教育界。

巫恒通从事教育10余年，一心梦想教育救国。但军阀混战连年、民不聊生、国无宁日，使他的梦想成空。 后国共两党合作，举行北伐，国家渐趋统一，可望共图大业。不料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清党剿共，内战再起，国家民族忧患重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兵侵占东北三省。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抗日爱国运动席卷全国，巫恒通深受影响。1936年，巫恒通任泰兴县教育局长，适逢西安事变发生，他关切时局，热心国事，慢慢有了投笔从戎，为国请缨的志向。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之“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军民奋起抗击日军。巫恒通即与友人筹划抗日活动，支援前线爱国将士。1937年12月5日句容沦陷，13日南京失守后，泰兴县县长单成仪等不待敌至，纷纷弃城逃跑。此时，有同事卢肇熙，句容人，哀叹故乡沦落敌手，悲伤地告诉巫恒通：“我们有家难归了”。巫恒通听后一笑置之，并说：“中国之大，何处不好去呢？”又说：“要想回家，虽长江天堑，也阻挡不了。”之后，身为教育局长的巫恒通即相约泰兴县警察局长张恨愚，集中200余人枪，向泰州、高邮转移，计划奔赴洪泽湖开展游击。泰兴至洪泽湖一带曾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过农民暴动，有一定的革命基础，巫恒通事先已作运筹。单成仪外逃后，见日军无意占领泰兴，便重返县城，心怀叵测，反诬巫恒通等惧敌外逃，勒令率部速归。张恨愚恐归后受到追究，即骗去巫恒通携带之4000元公款，作为疏通关系活动经费，又将所部枪支奉送南通如皋区保安司令部，谋得一官半职。这将巫恒通置于不利之地，以致泰兴县政府借口巫恒通擅离职守，携款潜逃而通缉他。1938年3月，巫恒通在如皋被捕，解押泰兴入狱。

在狱中，巫恒通谈笑自若，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探监人和同牢人无不折服。当局为加强看守，即令巫恒通改与看守人同住。但为时不久，看守人又被巫恒通说服，并暗中为巫恒通传递信件。当局再将巫恒通软禁在一家旅社，派法警看守。而法警与旅社主人张某均对巫恒通蒙受不白之冤深表同情，尽力给予方便。巫在旅社食宿达10个月之久，张某分文不收，并提供报纸书刊，使巫身陷囹圄仍能知晓国家大事。

1938年夏，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抗日，自夏而秋，连战皆捷，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这时巫恒通的老同学管文蔚，在丹阳本地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管文蔚与巫恒通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时即相识，“五卅”运动中又曾并肩战斗。后管文蔚在大革命时期从事革命活动，但两人仍有交往。因此巫恒通获悉管文蔚情况后非常高兴，即让长子巫健松去丹阳致信管文蔚，并让卢肇熙回句容家乡探听情况，决心回乡抗日。

不久，泰兴县长易人，巫恒通在江苏省教育厅的许多好友经过多方努力，疏通关系。1938年底，巫恒通交保释放。他深深体会到当时的国民政府是难以救国的，自己教育救国的夙愿无从实现，必须另寻他路。在此之前，管文蔚已复信巫恒通欢迎他回乡抗日。因此，巫恒通当机立断，让卢肇熙相邀领衔保人和一名法警同时脱离是非之地，分头南渡至丹徒姚家桥友人家。巫恒通先到教育厅所在地淮阴述职，向友好致谢。友好推荐巫恒通担任新职，巫婉词谢绝后兼程南下姚家桥，会同卢肇熙等转往丹阳管文蔚处。其时，恰逢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到管文蔚处视察，于是乃得与陈毅相会。

当晚，荒村寒夜，一灯如豆，而陈毅与管文蔚、巫恒通畅谈抗战大计，议论风发，更深不倦。当陈毅论及坚持江南抗战急需扩建地方武装时，指出句容东北层峦叠嶂，居高临下，俯视京畿（南京），足以扼制长江及京沪铁路，地势险要。如果能在这组建一支游击武装，必如利刃刺敌腹背，作用极大。陈毅勉励巫恒通放开手脚，利用其在苏南教育界的声望与群众基础，组织、带领群众武装抗日。巫恒通欣然受命，返回句容后，送长子巫健松前往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习。巫从此投笔从戎，决心追随共产党抗日救国。

巫恒通返乡后，不顾长途跋涉之苦，未进家门即走亲访友，联系组建抗日武装事宜。当时樊玉琳任镇、句、丹、金四县抗敌总会主任，正致力于发展地方抗日武装，对巫恒通回乡抗日甚为欢迎。接洽以后，樊玉琳考虑春节来临，便让巫恒通先回家过年，等过完年以后再详谈。巫恒通唯恐过年误事，询问樊玉琳春节后什么时候能面谈。樊玉琳考虑巫恒通因冤狱日久，且又旅途辛劳，又多年在外，难得回家，想让其在家多住几日。巫恒通却不以为然，想早日面谈。樊玉琳素知巫恒通做事一丝不苟，告知巫恒通在初三日面谈，又特意交待巫恒通如不愿在家多住，就改在初五面谈。然而，巫恒通却提前在初二到樊玉琳处议事。

不久，巫恒通与胞兄巫全仁联络亲友，筹集30余人枪，组建的抗日武装为“句容荆泉甸联合抗敌自卫委员会”（荆泉甸为西荆、沸泉、下甸3个乡）。准备先树旗，后扩大队伍。

然而，句容东北杂牌武装很多，而且各据一方，互相倾轧，明征暗抢，危害乡里。巫恒通所建武装虽秋毫无犯，深受群众欢迎，但力量太小，且不巩固。至于如何开展对敌斗争，更是一筹莫展。为此，陈毅当即邀请巫恒通等到一支队司令部，商讨如何扩大武装和开展对敌斗争事宜。1939年3月下旬，巫恒通率众人至溧阳东会村再次会见陈毅。陈毅就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组织以扩大武装；团结开明绅士和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以巩固统一战线，争取与分化瓦解杂牌武装以安定社会秩序；打击罪大恶极之汉奸以拔除敌人爪牙等大政方针，—一详加阐述。同时，陈毅建议抗敌自卫团简化组织，并派得力干部曾昭墟等协助工作，这使巫恒通茅塞顿开，信心倍增，连夜归队。

在曾昭墟等人帮助下，巫恒通联络东乡洪天寿、徐德润两股武装，同时收编了地方的杂牌武装，合编为一支队伍，改称“句容县东北区民众抗敌自卫团”，巫恒通任团长，曾昭墟任参谋长，下设1个大队，2个中队，洪天寿任大队长。之后，陈毅又派新四军副营长吴嘉民率一团八连配合行动，巫部士气大振，逐步建立了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制度，各方面工作大有起色。他们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了一些乡保抗日民主政权；广泛开展了联络工作，建立不脱产的游击小组，情报网四通八达，有了情况能迅速传递；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开明士绅，邀请他们共商抗日救亡大计，促使他们在筹款、筹粮、动员参军等各项工作中作出贡献；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配合主力攻打据点，以及破坏敌人交通和通信线路；打击汉奸、敌伪人员，镇压怙恶不悛、民愤极大的汉奸，有的抓来经过教育交保释放，有的约会面谈，讲明政策，晓以大义，迫使其转向抗战，为我出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杂牌武装已不能生存，有的自行瓦解，有的则被收编，至1939年底，巫团扩编为5个大队，共约300余人枪。除原有一大队外，其余四个大队都是以争取过来的地方武装为基础改编而成的。

1939年夏天，在陈毅司令和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培养关怀下，巫恒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巫恒通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政治军事素质，迅速由一名爱国知识分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9年9月，新四军第三团调回军部。1939年11月，新四军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正式建立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别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江南抗日武装。为整顿地方武装，扩充主力，陈毅、粟裕决定将巫部编入新四军战斗序列，改编为新三团，接替已调回皖南军部之第三团任务，活动范围由句容、镇江边区扩大到句北和江宁。1939年下半年，部队赴皖南军部受训结束后，即出入镇江、句容、江宁的三县北部，抗敌锄奸，保境安民，并将部队改称“镇句江国民抗敌自卫团”。

1940年1月初，为了贯彻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根据区党委的指示，中共句容县委书记李广、委员汪大铭随中共苏皖区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长陈洪去句容北部地区检查工作，并决定由汪大铭接替邱布负责句北特区的工作。1月6日，巫恒通、曾昭墟、彭冲、邱布等会晤了他们，并对重新开辟句北地区以保证南北交通总的方针作出了决定。句北地区横贯长江和京沪铁路，自古都是军事争战要地，实为新四军完成向北发展和坚守江南必须控制在手的战略通道和依托。1月12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罗化成率主力一部进驻句北。在大伏村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句北军政委员会，罗忠毅为主任，巫恒通、彭冲、汪大铭等为委员。同时，经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共句北工作委员会，仍归中共句容县委领导。这次新四军与句北地方党、地方武装召开的联席会议，对开展对敌斗争、发动群众、扩军筹款、管理小煤窑和税收，以及对大刀会、青帮的政策都作了具体研究和决定，这对后来句北地区的开辟和巫恒通部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1940年初，陈毅邀请巫恒通到溧阳西塔里，面商部队整编事宜。巫恒通将“镇句江抗敌自卫团”的工作及发展情况向陈毅作了汇报。陈毅指出：为了适应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必须整顿和加强我军的力量，指挥部决定以“镇句江国民抗敌自卫团”为基础，组建新三团，由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以原老三团活动的江、当、句、溧等地为基地，坚持长期抗战。为加强新三团的战斗力，指挥部抽调四团三营九连编入该团。指挥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还对整编工作的具体事项作了说明。

巫恒通胞兄巫全仁在巫部任中队长，因家中屡遭敌伪搜查，妻子又有身孕，已携带子女四人至外村亲戚家避难，巫全仁心中挂念，便于农历除夕请假前往探望，未料敌人得到密报，当夜突然偷袭，将巫全仁夫妻杀害，并用刀将孕妇剖腹，手段相当残忍。

巫恒通回到部队，在内恸于兄嫂罹难的情况下，即按照指挥部的要求着手整顿队伍。将争取收编过来的自卫武装进行了清理，先后将有投顽行为的大队长朱万洪、一贯贪污腐化的大队长朱庭荣以及判徒林国禄、姜尚元执行处决，以正军纪。第二大队长朱烈玉腐化坠落，收罗门徒，不服调遣，屡教不改，经再三规劝无效，巫恒通亲手将其缴械扣押，其勤务兵蔡诚如持枪抗拒，当场被击毙。在被扣押的当晚，朱烈玉逃脱并率人枪二十余投敌叛变。先后叛变投敌的还有鲍士元、邵华文等人。巫部人数虽暂时有所减少，但部队素质有所提高。团部决定取消二大队、一大队三中队建制。巫恒通仍意气慷慨，坚韧不拔，在曾昭墟和洪天寿协助下，于1940年3月将一、三、四、五大队带往溧阳竹箦桥进行整训。经过短期整训，清理了一些混进来的本性难改封建余孽、土匪残余等分子，进一步纯洁了队伍，并进行了政治教育和新四军优良传统教育。

1940年5月4日，又以第四团第二营第四连（原第二支队侦察连）为骨干，与巫团合并正式改编为新四军新三团，正式编入新四军战斗序列。在陈毅、粟裕同巫恒通商谈后，仍任命巫恒通为团长，曾昭墟为参谋长（5月下旬由傅狂波任参谋长），彭冲为政治处主任。全团下辖两个营，一营营长为洪天寿，二营营长为陈沼恒，整编后全团共600余人。接着进行了短时间的军事训练：主要是武器的使用，利用地形地物以及游击战争的实用技、战术等。1940年7月又编入一部分地方武装，遂扩大为三个营，共有1300余人，此时由熊兆仁接任参谋长。随后又经短期军事训练，部队战斗力大有提高。新三团重返镇句江后，连战皆有斩获，成为新编部队一支劲旅。

1940年5月28日，在江宁和句容交界处的土桥镇，巫恒通被上级党组织批准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这时，巫恒通不胜感慨地说；“书生从军，要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学会带兵打仗。我早年梦想教育救国，逐步改良，但国民党腐败无能，倒行逆施，使我完全失望，混了半辈子，一事无成，如今找到共产党，要重新开始新生活，弥补过去虚度之年华。”并向前来道贺的新四团副团长钟国楚赠送照片时，曾在照片背后题词述怀。全诗是：南京郊，茅山麓，铁蹄下的群众，纷纷的觉悟了，卷到抗战的大漩涡。投笔从戎，献身革命，斗争了一年，昨死今生，形成划时代的我！继续坚持着，抗日反汪反封建，目的在求民族和社会底解放，准备流最后一滴血，高唱凯旋之歌！诗中所述感怀正是巫恒通忠于抗日斗争事业，身先士卒、勤奋学习、爱兵护民的生动写照。他的诗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

1940年6月，巫恒通的胞弟巫恒达自大后方辗转还乡。巫恒达抗战前毕业于南京中学师范科，后在南京三条巷小学任教。南京失守后，逃难到大后方，颠沛流离至江西，获悉新四军挺进江南开展游击战争，胞兄又在新四军任职，遂千里迢迢回到故乡，寻到新三团驻地与巫恒通相会。兄弟久别重逢，叙起国破家亡之恨，抗日救国之路，对比国共两党所作所为，决心跟随共产党参加新四军抗日。后被分配在新四军《火线报》》任编辑。巫恒达工作努力，成绩显著，使巫恒通甚感欣慰。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对新三团极为关心，陆续调派人员，充实力量。除团部的参谋、政工人员外，还向各营连选派了军政骨干。为迎接西塔山战斗，1940年6月17日，又派卫生队长朱潮率领2名医生、4名卫生员到新三团工作。同一天派到新三团的还有电台台长孟克以及报务员、译电员等人员。1940年6月中旬，江南指挥部率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第三战区顽固派调集重兵，阴谋南北夹击新四军，遂发生西塔山反顽战斗。巫恒通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早已深恶痛绝。6月18日，新三团作为预备队参加了西塔山反顽战斗，使这支组建不久的队伍经受了一次实战锻炼。此后，新三团在江南指挥部直接领导下，活动在江宁、句容、溧水、当涂、镇江、丹阳等县的部分地区，多次粉碎敌人的“扫荡”，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并相机打击敌人。

1940年7月13日，新三团在石马庙附近宿营，遭遇100多个日、伪军袭击，巫恒通沉着指挥，全团指战员同心协力，英勇反击，打死打伤日、伪军40余人，缴获机枪1挺，投弹筒2只，还有步枪、子弹等。

1940年8月初，国民党反动派策动反动刀会首领制造“横山暴乱事件”，新三团的两个连在支援横山时遭到严重损失。不料国民党顽固派竟挑拨刀会在7、8月间多次制造暴乱，使我抗日力量遭到严重损失。为此，巫恒通率部至江宁土桥，将制造摩擦的国民党江宁县常备队缴械，缴获长短枪90余支，并活捉国民党该县县长张雍冲。张雍冲系句容县人，与巫恒通相识。新四军初抵茅山，张雍冲曾被任命为句容县游击司令兼抗敌分会主任，后国民党反动派拉拢张雍冲出走，经国民党江南行署秘书处主任秘书巫兰溪推荐，任江宁县长。巫兰溪也是句容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江苏省党部宁镇区督察专员，与恒通有旧交。巫兰溪在拉拢张雍冲充当江宁县长后，又致信巫恒通，妄说巫恒通参加新四军是“已堕入他人彀中矣！”，阴谋拉拢巫恒通投奔国民党反共，当即遭到巫恒通严词斥责。因此巫恒通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沟当更加厌恶，对张雍冲不能择善而从之也深感痛惜。在扣押张雍冲加以教育后，为顾全国共合作大局，又将张雍冲释放。事后，张雍冲即向国民党引咎辞职，而巫兰溪不久后却投奔汪伪政府，充当伪行政院副秘书长。

1940年10月，新三团团长巫恒通率部抵达前陵，因其曾任教育局长，每遇到学校，都要到校内看看，有时和学生漫谈抗日形势，有时受学校邀请也为学生上文化课。这次巫恒通又来到前陵小学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突然一个农民打扮的新四军侦察员向他报告：有宝堰据点日、伪军七八十人下乡“扫荡”，已到迎水涧（即冷水涧）村，离前陵只有三、四里路。巫恒通随即组织学校师生疏散隐蔽率部迎敌。巫恒通下令先打伪军后打鬼子，也就是先攻弱点，伪军见此情景吓得沿着河坝村逃回去了，狡猾的鬼子见势不妙，也不敢顽抗，“冲啊！杀啊！”的喊声响彻山野，那个握着指挥刀的鬼子小队长“哇哇”地叫了几声一挥手便败下阵去，但他们像做了贼似的，不肯空着手回去，顺势烧了几间民房，杀伤一位农民，拖着几具尸体，拼命地逃回据点。这次战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从此龟缩在宝堰镇的据点鬼子，再也不敢轻易下乡“扫荡”了。此战后被前陵小学校长樊修德改编为话剧——“前陵之战”，配合当时的抗日宣传。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顽固派则派重兵进入苏南，企图与日、伪军夹击苏南新四军。为此，苏皖区党委和新二支队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二支队司令部率新四团向东发展，新三团在茅山地区坚持。日军乘机反复“扫荡”茅山抗日根据地，新三团在失去主力支持下，与敌人重兵连续奋战。巫恒通出生入死，身先士卒，毫不畏惧。1940年12月上旬至皖南事变后1941年2月上旬，2个月内战斗达50余次，部队无休整机会，大量减员得不到补充。当时新三团团部和第二营重返句北山区，第一营到句容三区、四区，第三营到金坛天荒湖圩里。但这时日、伪军疯狂“扫荡”，部队被动应付，疲于奔命。1月17日，第一营宿营于叶家棚子，立即遭到句容城、天王寺、宝堰等据点日、伪军围攻。一营是主力，战士素质和训练都较好，有一定的战斗力。一营营长由一区区长洪天寿兼任，带队指挥作战的是副营长黄瑞荣（红军干部）。在这次战斗中，一营两次击退突进村内的敌人，激战达3个多小时后，终因敌众我寡和火力悬殊而遭到大量杀伤，只有黄瑞荣带20多人突出重围。与此同时，团部和第二营在句北也受到下蜀、高资等地伪军的进袭。伪军被击退后，团部率二营强行通过驻有伪军的东昌街向南转移，伪军又尾随而来。再次将伪军击退后，团部率二营继续南撤，途中遇到群众用担架抬着一营的伤员来找部队。随后将这批伤员安排在樊甲一带群众家里养伤，人民群众对自己子弟兵的支持，保证了这批（51名）伤员得以康复，这为后来伤愈归队重建部队创造了条件。1月22日，新三团驻行香上庄，宝堰据点日军接到汉奸报告，日军队长冈奇耀武扬威纵马而来，新三团在获悉日军出去的消息后，巫恒通一面指挥地方机关和干部转移，一面指挥部队进入阵地埋伏。巫恒通命令射手将冈奇射中落马，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打退敌人几次冲锋后，又乘胜追击，给敌人以重创。25日，敌人于石头岗再次袭击新三团进行报复，使二营遭受损失。26日，新三团第三营营长凌学诗胁迫一个排带短枪18支，至宝堰叛变投敌，充当伪镇、句、丹、金四县“剿匪指挥部主任”。第三营不战自溃，除凌学诗带领少部分人叛变投敌外，另有一部分人去溧武公路以南寻找主力部队，也有一部分回家躲避，第三营随即解体。

巫恒通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爱护战士。凡是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感到他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火一样的热情，使你不可抗拒地信服他。当初新三团改编不久，巫恒通配有缴获的日军大洋马，平时行军很少骑，可是哪个战士生了病，他非让生病的战士骑马不可。有一次，战士陈小龙头晕腹痛，巫恒通便让陈小龙骑马行军。一天部队从杨甸村移驻阴桥头，在路上，有部队为抄近路，竟踏坏了庄稼，便命令全体官兵停止行军，就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进行爱国必须爱民教育。有一次，部队移驻何庄，巫恒通走进一家草棚，看到草棚里住了个老大娘，她体弱多病，躺在床上盖一条破旧的棉被，无儿无女，生活非常困难。巫恒通十分难过，立即派人把自己的一条黄色军毯送给老人御寒，老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新四军《火线报》以“毛毯的故事”为题编发了这件事，在军中和当地广为传颂。巫恒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了人民：国民党军队是刮民、扰民、欺压百姓；新四军是为民、救民、热爱人民。此后，江南人民满怀深情歌颂新四军：“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军队热爱人民，人民支持军队。新三团在巫恒通等同志的领导下，为人民做了大量好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比如东昌街一个三友老板，是个铁匠，对部队就非常支持。当时警卫班需要几把大刀，巫恒通就请三友师傅解决，三友师傅二话没说，满口答应。还说，杀鬼子要有好刀，好刀要有好钢，现在尽管好钢难找，但巫团长又不是外人，我一定想办法克服。过了几天，三友师傅拿着6把明晃晃的大刀交给巫恒通，当巫恒通要供给处付钱时，三友师傅怎么也不肯收，并说，就算我为抗日出了一点力吧！

抗日战争初期，巫恒通组织地方武装，开展对敌斗争。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巫恒通带领部分人员走到茅山附近的一个山头上。山上松树成林，荒草遍地。巫恒通带着大家在山上绕来绕去，就是找不到路径，夜深人静哪里去找人家问路呢？大家焦急万分，不知怎么办。这时巫恒通大声命令：全体人员一律脱掉鞋袜赤脚分散前进！片刻工夫找到了一条山间小道。大家喜出望外，异口同声地问巫恒通，为什么赤脚就找到了道路呢？巫恒通告诉大家：“凡是有人走过的地方，野草都被踏平了，不会刺脚；而没有人走过的地方，赤脚走在上面，野草特别刺脚。”大家听后都很钦佩巫恒通知识渊博、头脑机灵。

1941年2月中旬，新三团奉命东移丹金武地区。此时，巫恒通之弟巫恒达在宜兴和桥西施荡战斗中壮烈牺牲。消息传来，巫恒通慷慨陈词：“坚持抗敌，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有敌人在，房屋被毁，人被杀，这是必然遭遇。只有把敌人驱逐出国境，才能保全生命财产。现在什么是我所有的呢？我只有抗战到底的决心。这是我应有的，而且是我应尽的天职。”

1941年春，江南新四军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新三团与长滆人民抗日自卫团合编为六师十六旅四十七团。巫恒通仍任团长。同时，又自上而下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整个苏南敌后地区设立了6个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在茅山、江句地区成立苏南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由于巫恒通德高望重，在群众中有深厚基础，因此巫恒通调离部队改任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樊玉琳为保安司令，洪天寿为参谋长。5月15日，苏南第五专署和保安司令部在句容东乡成立。第五行政区下辖句容、镇江、江宁3县和丹南行政办事处。巫恒通兼句容县长。

新成立的抗日民主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在组成人员的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即在各级政府和民意机关中中共党员占三分之一，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

县以上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由于茅山根据地正处于恢复阶段，日、伪、顽的势力范围仍在不断变化，而且大都犬牙交错，互相渗透，因此在游击环境下推行政令和健全政制即有诸多障碍。针对这种情况，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督察专员巫恒通于1941年8月20日签发苏字第十二号布告，为了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对所辖地区及行政机构进行了一些调整性的变动。

巫恒通任苏南行政区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句容县长后，一直坚持在日、伪据点林立的游击环境下，边恢复抗日根据地，边开展民主政权建设，深入县、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忘我工作。后引起日、伪军的惶恐不安，敌军将巫恒通年仅11岁幼子巫健柏掳至句容城内，妄想以此动摇巫恒通抗战意志。但恰恰相反，巫恒通每念及兄嫂被杀，弟弟牺牲，幼子又被掳，则慷慨激昂，斗志益坚，誓死抗战到底。

1941年夏，新四军十六旅一部回师茅山，连克蒲干、延陵、九里、丁庄、西旸等20余据点，形势开始好转。日、伪军集中优势兵力，再次大举“扫荡”茅山地区。

1941年9月6日，巫恒通与县机关少数随行人员驻句容二区中心乡大坝上，因通信员陶发根外出送信遇敌被捕，供出巫恒通驻地，驻地突遭日、伪军袭击。当时细雨蒙蒙，敌人已至眼前，哨兵才发现，终致陷敌重围。

在突围中，巫恒通和秘书、警卫员4人仅有3支短枪和4枚手榴弹，其他人员均无武器，而敌人又数十倍于己。虽然巫恒通甩手榴弹趁爆炸硝烟的掩护突出包围，但敌人已从陶发根口中探知巫恒通的外形特征，认准戴近视眼镜、身穿白色衣裤者穷追不舍。危急中，巫恒通屡次与扑来之敌拼死搏斗，敌句容县警备队指挥官铃木见状开枪击伤巫恒通，巫恒通虽然腿部受伤倒在地上，仍不屈不挠，举枪对着围上来的敌人射出最后一发子弹。敌人蜂拥而至，巫恒通不幸被捕，经宝堰、白兔押解至句容县城日军宪兵队。

巫恒通被俘后，敌人欣喜若狂。在句容宪兵队，日、伪军安排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毕恭毕敬地将巫恒通请了过来，“巫先生，你辛苦了今天略备薄酒，以表敬意，请你赏光”。巫恒通置之不理。敌人见状，又说道：“巫先生，其实我们来中国是帮助你们的，中日历来‘亲善’，‘共存共荣’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想请你做我们的专员，为中日‘亲善’的事业做些工作，怎么样？”巫恒通当即勃然大怒，厉声喝斥道：“你们这些无人性的野兽，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今天到此只有一死以赴之，我生得光荣，死得光荣，想让我卖国求荣那是妄想！”

敌人受斥恼羞成怒，继以严词恫吓，但巫恒通毫无惧色，并挥拳向敌人扑去，敌人也无可奈何。

此后，巫恒通即拒医绝食，决意以身殉国。敌人忙授意巫恒通幼年老师、伪句容县长陈希周出面笼络，只劝就医进食，不谈是否降敌，陈希周是一个伪君子，充当汉奸后，故意在大旱之年赤背长跪街心求雨，颇能骗取民心。巫恒通卧于囚室，闻陈希周至，即面墙以背相向，不屑顾之。陈希周假意顿足叹息，以惋惜之词喋喋不休，巫恒通则充耳不闻，不予理睬。陈希周以为巫恒通未听出其口音，便自报姓名道：“我是陈希周呀！”巫恒通骤然转身，怒目逼视道：“不，你不是陈希周！陈希周是中国人，你是汉奸走狗卖国贼，我不认得你这个民族败类，你赶快滚开！”陈希周满脸通红，刚想说什么，巫恒通接着又骂道：“你过去当过我的老师，可是现在你是汉奸，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你不用多费口舌，我决不会卖国求荣。即使我死了，但我相信，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必败，抗日战争一定能胜利！”陈希周在严词训斥下无地自容，只好扫兴而去。其后，大汉奸周佛海闻知巫恒通负伤被俘，即致电慰问，并派心腹尽力劝降。周佛海战前曾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妄想以旧日上下级关系拉拢巫恒通就范，不仅写信，而且派心腹到句容“开导”巫恒通。巫恒通正气凛然，不为所动，表示自己“决不做外国人的官”，同样被嗤之以鼻，毫无结果。

至此，敌人黔驴技穷，又将早被掳来的巫恒通幼子带入囚室，先让他劝父进食，再由此设法引起动心伤情，借以亲情软化其不屈意志。幼子巫健柏见父伤重体弱，面客消瘦，不禁失声痛哭。巫恒通于生命最后时刻见到幼子，一时百感交集，乃挣扎坐起。凭窗举目，只恨壮志未酬，而今唯有前赴后继，以竟神圣之民族解放事业，以成伟大之共产主义革命理想。他手抚幼子，历数文天祥、史可法等至死不屈大义凛然之民族气节，然后谆谆嘱咐道；“你要永远记住你伯父、伯母和你叔父是怎样死的，永远记住你爸爸是怎样至死不投降的。如今你哥哥参加新四军在苏北抗日，是死是活还不知道。但是你爸爸就要为国牺牲了，你要继承父辈遗志，长大后献身革命，做一个有志气又有骨气的中国人。”

1941年9月14日晨6时许，巫恒通在绝食8天以后壮烈殉国，年仅38岁。

古人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巫恒通身陷敌手，始终坚贞不渝，拒医绝食，从容就义，充分表现出宁死不屈之民族尊严和坚不可摧之革命意志，犹如日月光辉，永照后世。

巫恒通壮烈殉国的噩耗传来，苏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无不肃然起敬，沉痛致哀。新四军十六旅在祭悼烈土挽联上赞为：“民族英雄，万古流芳。”陈毅发来唁电，以文天祥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悼词，并在1942年为《新四军抗战阵亡将校题名录》所写书端中评价巫恒通“加入本军后，即在家乡领导抗日游击于京畿近郊，出入重地，敌寇无可如何。不幸于去秋被围，弹尽粮绝，卒至被俘。被俘之日起，即义不食敌寇水米，敌寇利用其旧友亲朋来劝降，均遭严拒。周逆佛海为巫公之素识，旧同隶所谓江苏教育系者，以旧谊欲移巫公意志，亦不果。最后日军寇勒逼幼子哭泣劝巫同志进食，巫同志执意不从，计绝食凡八日而气绝，死节之惨烈，抗战以来所仅见。方诸古资文天祥、左懋弟，足以无愧。”甚至日军也钦佩烈士气节，出于发扬其“武土道”精神之需要，不惜备棺殓尸，在句容崇明寺设灵堂致祭，而且在烈土亲属运枢回乡时，下令至东门桥列队送行，并举枪施军礼致敬。

巫恒通的牺牲是句容人民革命斗争的重大损失，也是茅山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重大损失。

巫恒通牺牲后安葬于行香镇西约4.5公里远的徐村王庄东南边，占地约1000平方米。烈士墓地有2块墓碑，一块是1952年苏南行政公署在墓前立的纪念碑，碑正中刻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分两行排列，横批：“永垂不朽”，右边“巫恒通烈士纪念碑”，左边书“一九五二年四月四日苏南全体人民敬立”。另一块碑，正面为“巫恒通烈士之墓”7个大字，背面为墓志，全文342字。

（句容市史志办公室 刘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