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容市史志办公室  朱延生

2019年3月26日

1938年4月，新四军一、二支队派出先遣支队，赴苏南进行战略侦察，随后陈毅、张鼎丞先后率新四军一、二支队主力开赴苏南，开始了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根据毛泽东一九三八年的“五四”指示，1939年5月1日，新四军第六团从茅山根据地出发，东进抗日，把抗日根据地扩至东到常熟、太仓、上海吴淞等整个苏南地区。同年8月、12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苏皖区党委相继成立，标志着新四军在苏南、苏皖边区和苏北扬(州)泰(州)沿江地区建立的分散的游击基地不仅地理上连成一片，而且从党的领导、军事指挥统一为一个整体，从而基本建成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今天，在纪念苏南抗日根据地创建80周年之际，重温毛泽东《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总结苏南抗日根据地创建之经验，对于今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仍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是克敌制胜的关键因素

毛泽东指出，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全面抗战初期的实践证实了这一点。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后，日军兵分3路进攻南京，一路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还搞了一个“砍杀百人赛”①。日军主力沿丹（阳）句（容）公路向句容进犯时，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公路两侧到处是尸体，在句容先后制造了“倪塘村惨案”“本湖惨案”“罗家庄惨案”“马场惨案”“茅山道院惨案”，特别是12月13日攻入南京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30万中国人倒在日军的屠刀下。

1938年新四军进入苏南地区后，开展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继首战韦岗之后，仅句容境内就有新塘伏击战、攻打句容城、东湾战斗、赤山伏击战等大小战斗数百次，歼敌数千人。据党史资料记载：抗战期间，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军民抗击和牵制10余万日、伪军，新四军及地方武装与日、伪军作战5000多次，毙伤日、伪军4万余人②。

创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关键是组建和扩大人民抗日武装。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所以建立根据地问题，首先就是武装部队问题。从事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用全副精力去建立一支以至多支的游击部队，并使之从斗争中逐渐地发展为游击兵团，以至发展成为正规部队和正规兵团”。新四军领导在创建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时，模范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在句容成立的新四军新三团就是一个典型范例。1939年初，陈毅会见任过泰兴县教育局局长的句容籍教育界名人巫恒通，两人在荒村寒夜促膝畅谈抗日大计，陈毅勉励巫恒通扩建地方武装。巫恒通受命回句容组建抗日武装。1939年3月2日，巫恒通与胞兄巫全仁及几个教师在本乡成立句容县民众抗敌自卫团，准备先树旗，后扩大队伍，当时只有20余人枪。与此同时，洪天寿在新四军民运干部曾昭墟的帮助下，已经在一区成立三乡自卫队。不久，陈毅又在溧阳东会村约见巫恒通，并指派曾昭墟帮助洪天寿与其他武装合编为句容县东北区国民抗敌自卫团，下辖一个大队，由巫恒通任团长，曾昭墟为参谋，洪天寿为大队长。随后，陈毅又派新四军副营长率一个连配合行动。收编了句北几支游杂武装，遂扩大为5个大队，共约300余人枪。1939年9月，新四军第三团调回军部后，巫团即替补了第三团担负的任务，活动范围由句容、镇江边区扩大到句北和江宁，因此在1940年1月便将巫团改称为镇句江国民抗敌自卫团。到1940年3月，为适应形势需要，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调巫团到竹箦桥进行整训。然后在5月4日，又以第四团第二营第四连为骨干，与巫团合并、并改编为新四军新三团，正式编入新四军的战斗序列。新三团由巫恒通为团长，曾昭墟为参谋长，彭冲为政治处主任。全团下辖两个营，共600余人。1940年7月，又编入一部分地方武装，遂扩大为3个营，共有1300余人。从1938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句容县地方抗日武装有民间抗日武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武装和冬防队地方武装，数量达数千人，除了前面讲的巫恒通团上升为新四军主力外，组建或上升为新四军主力部队还有：1939年4月，由冬防队发展起的地方武装100余人补充给准备东进抗日的新四军第六团，编为第一营第三连。1939年5月22日，在句容二区毕墟村成立新四军新六团，原句容人许维新领导的独立营，编为第六团第二营。1940年春，新四军新六团第二营因袭击茅山顶宫据点时伤亡较大，句容东乡新组建的特务大队两个中队又补充给新六团第二营。1945年头四个月统计，句容县地方武装上升为新四军主力部队有280人，步枪175支③。据江苏党史资料记载：苏南抗日根据地人民有5万多人参加新四军。1938年新四军初到茅山地区时只有2个支队、4个团（其中第三团调回军部）。1940年，苏南新四军主力北上抗日，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苏南抗日根据地军民打破日、伪的围剿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进攻，不仅群众性的抗日武装力量得到壮大，而且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得到加强。1941年3月，苏南新四军主力即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等部改编成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下辖第十六旅和第十八旅以及两个保安司令部。

二、发动群众参加广泛持久的敌后游击战是克敌制胜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新四军牢记毛泽东的教导，在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实践中，发扬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同时又是宣传队、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动群众参加广泛持久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发动群众参加广泛持久的敌后游击战，首先要通过战斗胜利提振苏南人民的抗敌士气。新四军来苏南之前，“日军不可战胜”的恐日病在一部分民众中存在着。解决这种恐日病的最好良药是用打败日军的胜仗来说话。1938年6月17日，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镇句交界的韦岗伏击日军汽车队，击毙日军土井少佐和大尉梅泽武四郎等15人，伤敌数十人，缴获长短枪10余支，焚毁敌车4辆，先遣支队阵亡1人，伤数人。韦岗战斗规模虽小，但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战斗的本身，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全军的士气，更大大鼓舞了江南的民心。正如陈毅《韦岗初战》诗所写：“故国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发动群众参加广泛持久的敌后游击战，要通过抗日群众团体把民众组织起来。新四军每到一地，首先派出战地服务团的同志做群众工作。包括抗日宣传、建立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等群众抗日组织。1938年10月中旬，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长邓子恢到茅山视察工作，由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和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陪同，来到句容县春城乡西村，听取了战地服务团句容民运工作队的汇报，然后对开辟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作了重要指示，并对工作方法进行了具体指导。陈毅、张鼎丞、邓子恢三位领导后来还在西村亲自帮助工作队召开会议，成立了句二区第一个农抗会，即春城、敬德、光浦三乡农民抗日救国会，并对如何组建地方武装提出了一些具体办法。例如要从冬防队开始，要照顾到农民的乡土观念，先不出乡，以后扩大活动范围，要一步一步引导。这些都为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交待了办法。在新四军领导的关心指导下，句容县在各地迅速组建了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还建立了抗日儿童团，各地以冬防队为基础的抗日游击队迅速发展起来，1939年后，各乡建立了地方武装，乡有乡中队，区有区大队。1941年县级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县级成立了警卫连、警卫营、独立团等。

群众抗日活动要能持久、健康发展，必须要有党政组织的领导。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新四军在苏南发动群众抗日斗争中，首先抓中共地方组织的恢建和扩大。以句容为例，1927年11月句容建立过中共组织，但在1932年遭破坏而解散。1938年8月，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王丰庆到句二区开辟工作，首先发展小学教师出身的樊绪经入党，接着又在大支里建立句容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938年11月成立中共句容工委，次月改为中共句容县委。新四军二支队在江宁、句容、溧水交界地区成立群众抗日组织，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后成立县级党组织。1940年初，为贯彻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句容县委着手句北地区的开辟，先后成立句北工委、句北县委。1942年，为加强镇句地区的战略通道建设。对句容组织进行调整，成立了镇句县委，保证长江南北通道的安全畅通。在抓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分步实施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1938年7月7日成立镇句金丹四县抗敌总会，自上而下地推行一部分行政措施，形成具有半政权性质的组织。皖南事变后，茅山抗日根据地正式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党政组织的建立，对于组织发动群众抗日、对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实践证明，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首先，人民群众对直接战斗的支持，是战场上新四军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因素。特别在情报、保密和战场后勤保障方面，人民群众给予了大力支持。1938年8月13日凌晨，新四军首次攻打日军占领的县城——句容城。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据点情况的信息是句容人民提供的，新四军一个整团兵力作战行动日军全然不知，其作战行动保密也离不开人民群众，攻城部队12日夜抵距县城仅2公里的吉里村隐蔽时，全村群众彻夜密切配合行动，包括对爱叫的狗都作了处理。攻城部队要越过县城四周的护城河，人民群众提供了护城河的麦草，爬城墙用的梯子等，句容地方武装张雍冲部还协助第一支队特务连，在天王寺至句容之间的万港、双庙、张庙一带担任警戒及破坏公路的任务。由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新四军首攻日军占领的县城获得成功，毙敌47人，伤敌难计其数。新四军仅亡2人，伤8人，用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胜利。1940年5月14日，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廖海涛率直属队和第四团三营，在赤山伏击日军南浦旅团岗本联队吉田中队100多人，战斗从上午10时持续至下午1时，因弹药不足，新四军的火力减弱，在关键时刻，廖海涛忽然发现赤山附近的山坡河堤上，密密麻麻站满了观战的人群，原来是当地人民自动把开水饭菜送到火线以后没有离开，有的人还手拿大刀和锄头，砍死了几个向湖熟逃跑的敌人，人民的支援大大激发了指战员的斗志，廖海涛当即果断命令各连队将手榴弹全部集中使用，组织突击队向桥下敌人连续大量投掷手榴弹，顷刻间残敌在爆炸声中全部被消灭。此战击毙日军中队吉田以下100多人，生俘2人，缴获九二步兵炮1门，机枪2挺，掷弹筒2只，步枪60余支。赤山之战是新四军在句容一次打死日军最多的战斗。其次，新四军兵员的补给全靠人民群众输送。再者，新四军的粮款供给、伤病员的治疗，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1941年1月17日新三团一营作战受损后，隐蔽在句容樊甲附近15个村子的51名伤员，由卫生队3名同志负责医治和照料，直到3月间48名伤员伤愈，全由地方干部和群众尽心帮助才得以安全归队。在敌人搜查中，群众不但冒险掩护和照料伤员，而且还帮助解决费用、粮食、药品。有位房东何福根儿子何小根，趁过年家家做年糕和馒头之机，走村串巷挨门乞讨，讨回两大口袋年糕和馒头，然后分给伤员吃。

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团结各阶层的爱国力量共同抗日。陈毅初到茅山，即亲自出面做上层人士的工作。纪振纲，在茅山东麓创办茶林公司，拥有万余亩土地，是一个颇有资望的民族资本家，陈毅做纪振纲的工作，请他担任镇句金丹四县抗敌总会主任，后来纪振纲虽未直接参加抗日活动，但他给新四军募捐5000套棉衣，将家中包括30多挺轻重机枪在内的自卫武装全部交给新四军，为抗日作出重要贡献。句容的樊玉琳，北伐军进入句容时加入国民党，曾任过国民党的区长、科长等职，1938年6月15日，陈毅抵茅山后，即邀樊玉琳来乾元观会晤，两人促膝长谈，动员樊玉琳参加抗日工作，樊玉琳为陈毅诚恳所动，遂慨然应允。此后，樊玉琳在筹备和主持镇句金丹四县抗敌总会工作中，从发动各界人士支持新四军抗日，到代行政府职能建立政权，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在1939年加入共产党后，坚定了革命信念，虽经皖南事变，仍毫不动摇。在句容，陈毅还多次亲自做过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1939年8月初，在朱古隍召开200余人参加的各界人士会议，后又在阴桥头开明士绅王诚龙、王诚凤家专门召开士绅会议：应邀参加的除王氏兄弟外，还有其他20多位乡绅。会上，陈毅宣讲抗战形势，动员乡绅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支援抗战。会后，王诚龙兄弟带头向新四军送钱送粮，一次送粮二三百担，并将家中自卫用的长短枪30余支和1挺手提式花机关枪赠送给新四军。后来，王诚龙经常给新四军送情报、藏物资，接济钱粮，代购布匹，直至受敌人胁迫而离家流浪。王诚龙誓死不做伪乡长，于1945年2月25日被伪军包围，在突围中身中3弹不幸牺牲。王诚龙曾在南京读书，受过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他能支持新四军抗日，是新四军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团结一切抗日武装。1937年底日军侵占苏南后，民间出现保家自卫和占山为王的游杂抗日武装。新四军挺进苏南后，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并逐步改造为人民抗日武装。拿句容为例：许维新领导的抗日自卫武装，有300人枪，活动在茅山周边，1938年4月23日，许维新等人在他家乡白杨村曾打死3名下乡作恶的日军，在民众中有一定影响。新四军挺进茅山地区后，是年8月将许维新的自卫武装改编为第一支队的独立营，任命许维新为营长，派新四军干部杨汉林为副营长。1939年5月，独立营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团第二营，这是句容一支由自发抗日武装而改编为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典范。其它如镇（江）丹（阳）孔庆哲部，金坛吴甲寅、朱春苑部等，也都改编为抗日武装，除极少数叛变外，后来大多数都上升为新四军主力部队了。

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军对新四军的进攻。1940年至1941年初，正面战场正处于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后的一段平稳相持时期，这时在南京、镇江、常州、芜湖地区的日军兵力已经有所减少，而国民党顽固派为发动反共高潮，国民党第三战区在茅山地区的兵力却大为增加。1940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已秘密制定进攻大江南北新四军的计划。6月初，国民党第四十师逼近溧阳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驻地，国民党第六十三师随之开进高淳，加上挺进军等部队，从三面形成了对茅山新四军的大包围。与此同时，江北韩德勤也唆使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出兵包围了新四军挺进纵队。在此严重时刻，陈毅、粟裕等遵照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决定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北移，以便集中兵力在江北打退顽固派的进攻。1940年6月中旬，新四军江南主力准备渡江北移，国民党第三战区顽军发觉后急加派一个团配合挺进军一个团揳入茅山腹地，并以两师之众尾随江南指挥部北进，企图南北夹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命令新二支队副司令员廖海涛率新四团、新三团进行自卫反击，并命令新六团协同新二支队坚决粉碎顽军的进攻。是年6月18日，当揳入茅山的顽军两个团进抵西塔山时，新四团和新六团在新三团的配合下对挑起战端的顽军坚决予以还击，首先将挺进第五团击退，随后第四十师一个团也被打垮，被逐出茅山。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江南主力也顺利渡江北上。

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减租减息既是广大贫困农民的迫切要求，同时又是我党在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1938年秋，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及所属各县民运工作队，在陈毅指示下，协同镇句金丹四县抗敌总会和各县抗敌分会，在全面开展民运工作的同时，向各界人士宣传减租减息政策；又在乡村建立租息调解委员会，以调解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纠纷，达到既能减轻佃农的负担，又不过多伤害地主的利益。1939年，在战地服务团和四县抗敌总会的帮助下，句容普遍建立了农抗会等群众组织，普遍宣传党的减租减息政策，进行地主与农民“谁养活谁”的教育，并以抗战救国、发展生产、保障民生为行动口号，以解决“高租额、高利息、低工资”为目标，经宣传教育和说理斗争，分别按“二五”“二八”或“二七”的比例减了息。1940年春，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队在领导群众借粮度荒和减租减息的同时，还给每个长工增加了20%的工资。1943年，据茅东、丹阳、句容3县统计，减租减息的计有62个乡、230个村，减租的地主2646户，占地主总户数的92%，得益佃农3482户，占佃农总户数的36%，共减稻260万斤，增加工作46285元。1943年，通过贯彻苏皖区党委颁发的《苏南施政纲领》，在是年秋减租减息中，仅句容、金坛、江宁3县，得益农民6万多户，减租70多万斤。1944年春，茅山地区发生严重春荒，不法地主、商人乘机以高利贷剥削农民。苏南一地委、专署和句容县组成3个工作组，除开展生产自救、借粮度荒外，又在句容的二、三、四、五区和白马区，领导与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到是年底，茅山地区各中心区的626个乡中，就有351个乡有组织地开展了减租减息，共减租稻3125万斤，减息（米）41万斤，减息稻142.9万斤，减息钱（伪币）15.5万元。

注释：

①《句容革命斗争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31页。

②《茅山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09页。

③《句容革命斗争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