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回顾改革开放历史”学术研讨会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拟从三个方面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一是从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看，凡是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会有正确的政治路线，例如“一化三改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偏离了实事求是，就会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二是社会主义建设也离不开贯彻求是精神。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所以成绩很大，是坚持了从中国实际出发。1958年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就犯了“左”的错误，之后贯彻调整方针，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发展。三是从改革开放的起因和整个过程看，都必须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因为，只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才有正确的政治路线。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走过一些弯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社会主义革命离不开实事求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党用三年多时间，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包括扫除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剿匪肃特等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到1952年底，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基本完成。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这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很快在全党形成共识，形成强大的力量。早在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正式印发各级党委试行实施，对粮食增产作用很大。但由于国内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粮食需求量很大，供求关系紧张，国家不得不试行统购统销政策。通过统购统销政策使粮食供求关系紧张的矛盾得到缓解，却不能改变农业生产落后工业的状况。中央认为，现实的办法主要是合作化并在此基础上适当进行技术革命。1954年初，农村很快掀起大办农业社的热潮，1955年春达到67万个。但一些地方办社工作粗糙，引起农民不满，经过整顿合作社，当年夏收80%以上的农业社增产。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1953年6月，党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又决定对私营商业不采取单纯“排挤”的办法，也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大大促进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1955年夏季起至1956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党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农业方面，创造了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多种互助合作形式，使农民的个体私有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对个体手工业，也采取类似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使资本家私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成功地实现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确定了正确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方针。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动荡，相继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波匈事件对中国也有一定影响、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的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随后，全党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指针，开展整风运动。社会上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在反右派斗争中，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后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②，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肯定这一论断。这就改变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国际共运中的争论愈演愈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八届十中全会后，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部分纠正了“四清”运动中一些过左的做法，但它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左”的错误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利”夺回来。这也是毛泽东自己违背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导致政治路线的严重错误。

二、社会主义建设要贯彻求是精神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五”计划从中国的国情需要出发，参照苏联的经验，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苏联帮助中国兴建156个项目，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但是，党仍然坚持和强调自力更生为主。1956年，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方针。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额完成。“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

1956年2月至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约集30多个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集中大家的意见，在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这个报告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对于后来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以“一平二调”为主要特征的“共产”风，使农村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并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经过八九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的错误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由原先纠“左”议题变成反右。随即在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反右倾”斗争造成严重后果，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

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3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6月，取消了农村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9月，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联系三年“大跃进”的教训，承认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一百年时间③。会后，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等方面的调整都有进一步的发展。从1961年到1965年，经过五年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实现了在新的基础上的协调发展；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1966年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要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宏伟的任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没有能够按计划付诸实施。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由于长时间的社会动乱，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是有所下降，中国拉大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人民群众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终于得到解放。党中央在稳定局势的同时，立即着手农业生产整顿和恢复。随着政治局面的初步安定和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人们普遍存在的加快建设速度的愿望更加强烈。但由于对过去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未认真总结，对经济好转的形势又估计过高，结果出现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1976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三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等新“跃进”计划。1977年4月19日，《人民时报》发表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随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煤炭、钢铁、发电等跃进计划，进一步加剧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相当严重的国民经济各方面比例关系的失调。

三、改革开放更需要贯彻党的思想路线

改革开放是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产物。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提出不久，邓小平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立即在全国引起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拨乱反正伴随着思想解放，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党内开始酝酿对社会主义的若干体制进行改革。对国际形势，特别是对发达国家情况的了解，加深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紧迫感。如何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成为中国领导人日益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加快建设步伐的思路日益明确。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许多同志提出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党中央工作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它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及时、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新决策。

改革的过程是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辨证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要适应世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就必须改革一切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规则。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决定因素，生产关系如果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改革生产关系没有结束时，只有进行时。党的十八大后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正是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出发作出的正确决定。

开放是对国内外现实世界的认知和把握。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一个国家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完成现代化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给予支持，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当时的中国面对美国等国的经济封锁，外交上作过许多努力，同一些国家经济交往不多。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利用国外的管理经验、资金和技术，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必不可少。从经济上交往到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学习借鉴。但在开放中，我们不是拿来主义，而是学习借鉴有用的东西，党的基本路线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能变，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我党妥善处理了在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加快了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潮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进入世界第二强，中国已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

①③《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110页、134页；

②《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461页。

（作者单位：句容市史志办公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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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