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纪伟人，毛泽东既是一位运筹帷幄的革命家，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问家。他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终身与书籍为伴。在他收藏遍读的各类书籍之中，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包容着极其浓烈东方文化内涵和博大精深文化品位的史志书籍，尤其受到他的青睐。

打了胜仗“志书是最好的战利品”

地方史志记载了一个地方的建置沿革、山川气候、物产资源、文物掌故、风俗民情等各类历史和现状情况。掌握了它，就能够知晓这个地方的情势，就可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因此，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还是在欣欣向荣的和平年代，毛泽东都非常重视地方史志的搜集、阅读和运用。

1938年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1914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此时，他已熟读了《左传》《史记》及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许多历史典籍，同时也搜集并浏览了为数可观的地方志书。由此，他对中国历史和地方志书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他自己后来也回忆说：“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

1929年，红军攻克江西兴国县城后，毛泽东在该县城图书馆一住下，便开始专心致志地阅读刚刚得到的《兴国县志》。到达瑞金时，毛泽东通过瞿秋白又偶然得到了一部清代续修的《瑞金县志》(八卷集)。该县志虽残缺一卷，但他却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挑灯夜读，竟然不知东方欲晓。

1930年底至1933年春，毛泽东和朱德一起领导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第一、二、三次“围剿”后，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战事频繁，可他却不畏环境恶劣，不顾饥困辛劳，从不放弃阅读史志书籍。

一次，部队打了个大胜仗。宿营时，毛泽东问身边人员有没有什么“战利品”，秘书随即将前方送来的香烟递上。他一看，哈哈大笑。点燃起了一支香烟后，他才不紧不慢地说道：“噢，怪我没有说清楚。我说的‘战利品’指的是书，比如州志啦、县志啦，什么的。”秘书这才恍然大悟。

此后，每到一处，身边的工作人员必定要为毛泽东去寻找史志之类的书籍。就这样，走的地方越来越多，地方史志也搜集的越来越多。后来，为了减轻负担轻装前进，毛泽东又不得不充分利用战争间隙的点滴时间抓紧阅读，读后再忍痛扔掉。为此，他曾一直懊悔不迭，直至全国解放后仍在念念不忘那些被扔掉的史志书籍。

倡导编修地方志“为民族文化续脉”

毛泽东一向十分重视、并积极倡导地方志的编纂工作。1941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该《决定》指出，要“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关系多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其中包括了要“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的具体要求。

新中国建立后，战乱方止，人民安居乐业。怀着“为民族文化续脉”的历史担当，此时的毛泽东又发出指示，倡导在全国编修地方志，并委托董必武抓管这项工作。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于1956年正式将新修地方志工作列入了国家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并将其列为该方案中20个重点项目之一，“要求全国各县、市（包括少数民族地区）能迅速编写出新地方志”。

1958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地方志小组（后并入中国科学院）。地方志小组成立后，很快制定并向全国发出《关于新编地方志的几点意见》，具体提出了方志的功能、编修方志的目的和原则，要求“各地应当指定一定的机构，对已搜集的史料和实物加以保存，并且应当考虑把修订方志形成一个制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方志编纂工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由于毛泽东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虽然由于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至60年代初，全国已经有20多个省、自治区的530个县进行了县志、革命斗争史的编写工作，有250个县编写出新县志、革命斗争史初稿。

“下车伊始问志书”

毛泽东重视并倡导地方志，不仅在于自身的竭力推崇，还在于他善于不失时机地积极宣传，以尽可能地引导人们全面地认识方志。

1958年3月，毛泽东因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来到成都。3月4日下午，毛泽东一到这个蜀汉古都，便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等地方志书阅读起来。随后，他又要来了《都江堰水利概要》《灌县志》等方志书籍，就连《武候祠》也找来了。他一边认真仔细地阅读着这些地方史志，一边在书上批、划、圈、点。不仅如此，他还于会议期间亲自挑选了唐、宋、明三朝诗人撰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辑选的《华阳国志》和其他有关的方志内容，一并印发推荐给与会的领导同志。

1959年6月30日，毛泽东赴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利用会间休息时间，他又借来了民国时期吴宗慈编修的《庐山志》和《庐山志》稿。看完后，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庐山的山名由来，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周文王时由匡俗兄弟在山中结庐而居，然周文王去访，只见空空草庐一座；又有人说是周威烈王去访，人去庐存。这两种传说，时间竟相隔了数百年，后人也以讹传讹。现在，我们就不能这样办了。对历史的态度要严肃，不能含糊嘛。”随即，毛泽东又转身对身边的周小舟等人道“你们是秀才，请你们查一查，研究一下。”接着，毛泽东便讲述了古代为官“下车伊始问志书”的典故。他谆谆告诫人们，要学习并熟悉历史，更要尊重并研究历史；否则，所谓“以史为镜”“以志为鉴”便是一句空话。

1956年7月和1960年5月毛泽东两次到湖北考察期间，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同志曾经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数十天，与毛主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60年5月，梅白兼任荆门县县委书记。10月，毛主席再次来到湖北，梅白在武昌又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问梅白怎么当好这个县委书记？当他了解到梅白没有多少做县级领导的工作经验后，就对他说：“领导者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你去荆门当县委书记，至少先要知道《荆门县志》。”

梅白找到两本清代的《荆门县志》，首先送给毛主席阅读。毛主席读了《荆门县志》后约见梅白，并对梅白说：“乾隆年间修的《荆门县志》是最好的一本。这说明中央政府的好坏，可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好坏。乾隆最基本的任务是团结汉人，反映中央政权有一定的开明性，比光绪年间编的县志好。‘官不修衙而修志’，我们党现在有的地方修大楼，讲阔气。中央最积极主张修志的是董必武。你到荆门以后，要修县志。”

毛泽东不仅喜好读志，更善于用志。他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惊人的记忆力，令人由衷地叹服。在浙江的杭州，就一直流传着毛泽东这样一段佳话——据《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记载，毛泽东生前曾多次到过杭州。第一次是在1953年上半年，最后一次是在1975年2月。他每次来到杭州，总是忘不了要抽时间查看当地的地方志。

1957年，他在杭州曾当面对有关人员提出，浙江不仅要编修地方志，还要编写乡土教材；要让大家都了解本地的地理和历史，了解本地的过去和现在，这样才能有远及近，展望未来。他曾风趣地比方说：“小孩总是先叫妈妈，后叫爷爷、奶奶、伯伯的嘛！”又有一次，毛泽东问浙江歌舞团的一位演员是哪里人，对方答曰“浙江海宁硖石人”。他马上从记忆中用起了曾阅读过的《海宁州志稿》资料。他说，硖石的硖山是由“两山相夹而名也。秦以前本连为一，始皇过此瞻山有王气，凿为二。今大虹桥下，山根犹露”。

1952年10月末，毛泽东视察徐州，问时任徐州市委副书记华诚一：“徐州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典故不少，你们有没有地方志啊？”华诚一立即把准备好的一套徐州地方志搬到他面前。毛泽东信手翻了翻，说：“你的这一套不全哎，还少了一本哩！”大家听了，都为毛泽东渊博的历史知识惊叹不已。

地方志要成为这个地区的百科全书

除了毛泽东，还有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史志工作非常重视。1958年，周恩来在《关于整理善本的指示》中指出，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保存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关于各地经济建设的有关资料。我们除了编印全国收藏的方志目录外，还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及其他书中的有关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

1959年，受毛泽东的委托，当时抓管修志工作的董必武在湖北强调不仅要编修县志，而且还就新修县志的有关内容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他说，“修地方志应增加以下内容：一是写政治、经济、军事的统一行动，着重写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点；一是要有方言志、风俗志和食品志；一是写新人物志、文艺志、科技志等。总之，地方志要成为这个地区的百科全书，成为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切片’——因子或元素。这样的地方志，历时愈久，则愈有价值”。董老提出的“地方志要成为这个地区的‘百科全书’”的提法，后来成为方志界论述方志性质的共识。

1980年4月，一直深受毛泽东的潜移默化，并且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乔木同志，出于一个社会科学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响亮地向全国发出了“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的呼喊。于是，一度中断了的修志工作正式摆上了日程。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已经作为党员干部日常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今天，我们从毛泽东同志这位历史伟人身上汲取智慧，学好党史、新中国史，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做到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